很早就想写一写侦探小说。从传统上说，侦探小说不入主流文学殿堂，只茶余饭后消遣品也，但个人认为这值得商榷。我从少年时代就受家庭影响，喜读探案小说。从中国的公案小说读到欧美的侦探小说又到日本的推理小说，直到阿加莎、西默农等等，越读越有兴味。我以为，这其中最大收获当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手头这本《点
此书是日本推理文学大师松本清张的杰作，南海公司2007年11月出版，2008年3月已第三次印刷，可见受欢迎的程度。松本清张1909年生，因家境贫寒，13岁辍学，曾做过街头小贩、学徒，为养活七口之家，一度以批发扫帚为业，41岁时因发表处女作《西乡纸币》一鸣惊人，三年后摘得芥川奖，从此开始专业作家生涯。其写作风格开创了世界推理小说社会派的先河。
《点与线・零的焦点》是两部小说的合集。《点与线》的主要情节是某经营机械的商人安田因做生意而和某政府部门的人混得很熟。此部门贪污事发，追查风声日紧，涉嫌贪污的官员即与安田协商，安田遂定计将此部门知悉内情的小职员害死，为避警方追查，他同时杀死自己的情人，某酒店女招待，以作殉情假象。其目的无非是将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生命作为日后发财的跳板。《零的焦点》则是有一个叫?原宪一的人忽然失踪，其妻贞子经过千难万险波诡云谲的查证，才知道某市巨商的夫人，当地著名贵妇，曾在美军占领时期做过娼妓，而?原宪一当时做风纪警察，曾拘留过她。十多年后，二人偶然相遇，夫人为隐瞒过去，不惜杀人灭口。抛除作案手段的运用，作品情节并不复杂，然而其思想倾向却与先前的日本侦探小说有了很大区别。
松本清张之前有“日本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江户川乱步及横沟正史等人，其作品皆以传统侦探小说的杀人破案解谜为主要内容，恐怖怪异，暴力血腥，而很少甚至几乎不涉及社会现实，也不注重描写警探和当事人的心理，松本清张却作了一个很大的反转。首先，他的小说将案件的矛头指向社会的黑暗，每个案件几乎都是一个腐败的缩影。其次，许多被杀死被迫害的都是身处下层的小人物，如酒吧女、舞女、妓女、失业者和政府、公司中处于最低等级的小干部、小办事员等等；再次，他大力描写人物的扭曲和无奈以及挣扎，揭示作案者的深层心理；最后，通过对案件的叙述而抒发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慨、究问，带给读者以沉重的思考和悲凉的情绪。例如在《零的焦点》一书的结尾，杀人者室田夫人最后选择驾船驶向黄昏时波涛轰鸣的大海深处作为了断，而她丈夫则说：“日本宣告投降的时候，她正在东京……她擅长的英语给她带来了灾难，这是一场国家的灾难，我不怪她”，并以“涛声轰鸣的海边是我妻子的坟墓”作为全书的结束。同样，在松本的另一长篇推理名著《砂器》中，一个孤儿长大并成为著名音乐演奏家后，不仅杀了对他恩重如山的养父并且杀了身份低下的酒吧女情人以攀高枝，而在书中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则是，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玩，他不断在沙上建屋，又不断被浪冲走，最终空空荡荡。怒涛中的船和沙滩上的楼，表示欲望的虚幻与毁灭。同时，又使人感到悲悯和惆怅，这种情绪在其作品中往往是通过警探所表现并强烈地影响着读者。所以，读松本的作品，有时就会看到一个破案后的警探走上夜色凄迷的大街，四下明月皎洁，长空幽蓝，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而警探却满怀愁绪。因为在他眼中，苍穹如深渊，大楼似魅影，月光诡异，灯火如磷，周围人来车往的喧嚣更加重了他内心的孤独。他不禁自问，我为何如此悲伤？我想这是必然的，你看到那么多人为了金钱、权势、地位、美色、嫉妒、仇恨而杀戮、背叛、出卖，大人物的肆虐，小人物的无奈，上层的荒淫，底层的挣扎，你当然悲伤；你抓到了直接的凶手，而发出指令的大人物照样逍遥，你不可能不悲伤；你看到长在国家肌体上的毒瘤越长越大，自己却丝毫没有能力哪怕割除一点点，你怎能不悲伤？这就是以松本清张为先驱而后为森村诚一发扬光大的推理小说社会派的创作风格。
而西方侦探小说与此有明显差异。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始推爱伦坡，尽管他根本无意创造这类作品，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一生只创造的四篇侦探小说居然成为后世侦探小说的四种模式，至今无人突破。同为美国作家的斐洛・凡士（又译范达因）又提出风行世界的“推理小说撰写之二十原则”再到英国的《福尔摩斯探案》，法国的《亚森罗平探案》直到近代的阿加莎、西默农等，总体来说，关注的乃是破案本身的一环解一环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享受破案后所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对社会污浊的揭示，人欲扭曲变形的暴露和力透纸背的忧伤。
所以我在读侦探推理小说时，常常感到东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尤其在每部书的结尾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的不用多说，而欧美往往是事件当时蒙冤受害者与警探珍重告别，向世人展示美好明天；或总有故事中一对青年男女与警探依依道别、警探送上祝福，微笑送他们远去的情景。破案等于乐趣，乐趣就是全部。所以，西方这类作品中，很少见到日本推理文学中那些处处可见的沉重的思考和压抑的情绪。可见，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心灵的拷问以及对人生价值的追寻，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主旨。大概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才是案件发生的原因，是源，案件只是流，源是堵不上的，也无法堵，所以破再多的案也只是东截一个西截一个流，因此警探们无论破了多少案，心里也只能越来越抑郁。西方侦探文学则表现为故事中的警探们注重的是破案本身的行动，尽管他们的社会中也有源的问题，但那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的工作就是破解谜题，抓住凶手，得到乐趣。因而，日本的警探，更像社会工作者，而西方侦探，更加本色。
说松本清张这一派作家像社会工作者，除去指他们批判上层黑暗官员腐败外，也指他们将更多视线投向广泛的社会生活。比如，《敦厚的诈骗犯》中讲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为了给家中留一笔保险金而决意去死，但依保险规则，若自杀便拿不到钱，他只好抓住一个理发师的把柄不断敲诈，直至最后理发师忍无可忍将他杀死，而以意外事故结案。在他留给理发师的遗书中他还清了所欠理发师的款项并在自述生平后感慨道：“我年轻时在舞台上跑了多年龙套，没想到我唯一成功的一次却是扮演这个诈骗犯！”比如《残酷的视野》中讲一个年近四十的未婚女人，因丑、因不善交际、因能力差、因寡言，除去上班外，每日唯一的乐趣就是拿一架高倍望远镜?望四周。结果，某日不经意间她望见了一桩谋杀案，而不幸的是谋杀者也恰巧望见了她，于是她终被谋害。一个忠厚而潦倒的老人，一个老丑而寂寞的妇女，为了家人和为了消遣，都以死付出了代价。而这类题材，在欧美侦探文学中，我尚未看到。
体现在东西文化中的不同，除去对社会的批判和因此而展开的心理活动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如日本警探讲究团结协作，很少一个人破一件案子，尽管有主要人物，也离不开其他同事的帮助及启发，而欧美则更讲究单打独斗，一人包办，这可能是民族性的差异，日本强调集体协作主义，而欧美讲究个人英雄主义。再从杀人犯这方面看，日本推理小说中的杀人犯都有明确目的，为钱、为权、为色、为仇、为报复、为划分势力范围，没有没有理由的胡杀滥杀；而欧美则多有目的模糊没有道理的杀人犯，单纯为杀人而杀人，杀人取乐，杀人祭祀，杀妓女，杀流浪汉。胡乱杀人和明确杀人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分，就是胡乱杀人的案件多为连环杀手，而明确杀人则不产生连环案。所以，欧美小说电影中常有连环杀手连环案等，而日本则少见。
当然，既然有差异，也就有相同。日本推理小说中，对那些权豪势要以及他们的子女正面出现的不多，而欧美侦探文学中也时有共鸣。就拿专门讲究破解谜题的阿加莎来说，其负有盛名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女主人公出身贫寒，在某巨商之女家做事。而巨商之女飞扬跋扈，颐指气使，最后竟然公开夺去她的男友。女主人公本欲成全男友，而男友告其十分憎恨巨商女，二人才合计除去巨商女。案件被大侦探波洛破解后，女主人公决意自行了断，手起枪响，挚爱的二人拥抱着梦归天涯，连见多识广的波洛也掉转了头。这与日本某些推理小说的风格就较相似。
因此，我读日本推理小说与欧美侦探作品，用诗意的话说，常有分别处于春秋两季的不同感觉。读欧美侦探作品，如春日行于郊野，山明水秀，峰回路转，时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而读日本推理小说，如秋日跋涉山林，乱叶翻飞，晚烟凄迷，常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怆。一叶知秋，这就是我对侦探推理文学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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